30岁那年，刘刚(化名)领到了洛阳师范学院的毕业证。然而对他来说，这曾经梦寐以求的毕业证，似乎是用一段极不光彩的经历换来的——入学第二年，在学校宿舍，他被强行送至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在“不给开证明就出不了院、毕不了业”的说法下，他在这里呆了135天，经历被灌药、电击治疗、殴打等事件，最终在护士站拨通电话自救。
从精神病医院出来后，刘刚开始找学校和医院要说法，并提起上诉。2017年9月，洛阳市洛龙区法院宣判学校无责，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赔偿刘刚医疗费用2167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刘刚和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均不服提起上诉。
2018年10月10日，二审在洛阳市洛龙区法院进行，审判举证环节持续到中午，法官宣判休庭，择天再审。
从大学宿舍到到精神病院
10月10日中午十二点半，刘刚低着头从洛龙区法院走出来，他的母亲余红则忧心忡忡：今天算是个什么结果?万一官司打输了，别人会不会真觉得他就是精神病?
事情要从四年前说起。2014年9月，高中毕业、已经在辅导机构工作五年的刘刚，以社会学生的身份，考入洛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教学专业。“当初怀着很大的憧憬，觉得洛阳是河南古都，文化厚重，到处是名胜古迹……”刘刚被分进新校区李园宿舍，和日语、韩语专业的三名新生住在一起。
刘刚所在的班共49人，除了他本人其余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女生，交流很少。
一个多月后，刘刚觉得新宿舍的家具有气味，自己体弱忍受不了刺激，向学院提出换个旧宿舍的要求。经过院领导批准，刘刚搬进了洛阳师院老校区的宿舍，和三名理科专业的大四学生住在一起。
没多久，刘刚发现坐班车上课不便，申请搬回新校区。第二学期快结束时，学院为他安排了新校区桃园一楼，一个没有新家具的空宿舍。
2015年7月初，刘刚的母亲余红在老家连续收到外国语学院团总支书记陈贯安的电话：“暑假到了，你儿子不回家，看着有点不正常。”“你来看看吧，要对你儿子负责。”“你儿子有精神疾病，来学校带他看看吧。”“来的时候不要给他打电话，以免他又跑了。”
根据刘刚提供的暑假留宿申请表，他曾以暑期社会实践申请留宿，下方负责老师意见写到：“同意，如果可以请让该同学待在原宿舍桃园3号2013，如果要装床，可提前让他搬至李园3号。如果不可以，就让他直接去李园。”落款是2015年7月13日，该有学院团总支印章。
余红表示，是陈贯安说儿子有病，让她搜白马寺附近的精神病医院，她就在网上查到了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来到洛阳后，余红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见到第五科副主任徐民从，表示孩子被学校说有精神疾病，不知道怎么办。徐民从表示，医院可以先开车去看看。因为担心学校不开门，余红提前给陈贯安打了电话，对方表示会在门口等待。
2015年7月20日，收拾完行李，刚搬进空宿舍的刘刚，看到自己的母亲走进宿舍，大吃一惊：“妈，你为什么来了?”余红问：“你怎么不回家?”刘刚答：“我要找工作啊。”
看到旁边还有几个陌生人，刘刚问：“他们是谁?”旁边的陈贯安回答：“是后勤，你妈来了，带她去旅游吧，去洛阳转转。”
“我儿子没答应，陈贯安就和其他人走了出去，我也走了出去，刚出门，就听陈贯安对其他人说‘把他弄走’，我就急了，说‘不行我不同意’。就走进去要帮儿子收拾东西，不一会就听到外面乱哄哄的，扭头一看孩子不在身边了。”余红说，自己赶紧出门，就看见陈贯安和另外两名医院护工把刘刚双手绑在背后，刘刚喊着“陈老师，你虚伪!”“把我放开!”周围不少学生在观望。
余红吓哭了，除了说“不行，你不能这样”，不知道怎么办，眼看着刘刚被拖拉到医院的车上。
“陈贯安把车送到了学校门外，让我办理一年的休学手续。他说让刘刚住院吧，等好了开个证明，还能来上学。但是不能住校了。你在附近，给他租房子住。”余红回忆。
刘刚提供的谈话录音显示，2017年9月25日，该校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袁彩红与刘刚谈话中表示，自己曾问陈贯安，为什么把人弄到精神病院，对方说，想着叫刘刚的母亲把他带走，让她给刘刚看病。
这天该校党委副书记王万鹏与吕东霖的对话录音显示，经过学工部调查，刘刚从宿舍被带走时，陈贯安确实在现场。
在精神病医院的134天
余红跟着救护车来到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看着儿子被带进去，随后工作人员塞给她刘刚的旧衣服，并让在住院手续签字。
“我心里着急，字也看不清楚。那里的人说如果不住院就不能开证明，儿子也上不了学，稀里糊涂就签了。付了住院费，工作人员就让我回家，半个月后等通知。”余红说。
余红告诉记者，半个月后她接到徐民从的电话：“你儿子有精神分裂症，需要进行ECT电休克治疗，这个比较贵，你看同意不同意?”她顿时慌了：“怎么会是精神分裂，我们家没有过这种病啊。”过了一会，她对医生说：“那你们看该怎么办吧。”
“我进来第一天就被强行灌治疗抑郁和分裂症的药，没多久就被电击了，徐民从问我妈时，他已经使用这个电休克治疗了!”刘刚气愤地说。
2015年7月24日的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三防”患者风险程度简易评分表显示，刘刚有轻度自杀倾向，重度攻击行为风险，和重度擅自离院风险，被关进三楼重度病房。
“那个所谓评分表，都是一个女工作人员乱填的。她就坐在那，不检查、不谈话，拿着一堆表格，照着模版抄。”刘刚说，重度病房分三种，一种是六人的大通铺，一种是20人间，还有一个放着七八十人的大房间。大厅有个活动间，平时除了治疗、吃饭、睡觉外，患者可以扶着墙在外面走动，或者看看电视、打打扑克。
刘刚称，自己在这里遭遇过数次被抢饭。有一次，他刚拿到母亲托人带的水果，就遭到一名患者抢夺，被追着跑，直到护士阻止了对方。
2015年10月14号晚，刘刚被医院护工打伤，他要求报警。护士长叫来主治医师徐民从。“徐民从对我说，如果他不开证明，我永远别想出院、上学，”刘刚说，“第二天一大早，我跑到护士站，想用里面的电话报警，也被徐民从阻止了。”
为了能逃出去，刘刚想了很多办法。他在通讯录中找到了该院院长徐健康的电话，没有纸和笔，全靠脑子记下来。半个月后，他找到了机会又进入护士站，拨通了电话，告知被强行住院和被殴打受伤的事情，院长表示很惊讶，随后对其进行进一步会诊。
2015年11月30日，刘刚与殴打他的护工签署了调解协议(对方赔偿刘刚七千元医药费)。这一天，刘刚还拿到了医院的出院证明，并付清了两万八千元的花费。
该协议显示，刘刚与护工“发生言语及肢体冲突，引发医患纠纷”，“甲方一次性付给一方抚慰金七千元”。而出院证明显示，刘刚“临床精神症状较前环节，但仍需进一步治疗”，出院诊断仍为“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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